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七届研讨会在北京顺
近日，主题为“金融科技暨俄乌战争与国际金融变局”的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七届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将金融变局放到俄乌战争的背景下来探讨，受到了业界广泛关注。
论坛由主旨演讲与三个主题讨论组成。这三个主题分别为“金融科技治理：如何把握监管与创新的度？”、“俄乌战争与2035/2050地缘政治变化”、“国际金融变局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共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将陈小工，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做了精彩发言。该环节由国际金融3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玉荣主持。
原中央外办副主任陈小工中将认为美西方对俄制裁有三点影响：涉及面广，力度空前，但俄罗斯经济并未被摧毁。俄罗斯的国内金融体系已经恢复运转，同时也正在建立新的对外金融和经济联系；美制裁伤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自身，损害体系信誉，但美元主导的强势货币地位仍然难以替代；国际储备和支付领域以及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新的变化正在出现，人们不但在议论会不会产生“布雷顿森林3·0”，甚至开始谈论这个世界会不会再次分裂。
对全球化的看法：世界经济形态的全球化不太可能倒退，但国际政治干扰全球化，因而全球化也必然会有调整。从过去几年来看，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到疫情，到俄乌冲突，都影响了供应链稳定。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以前主要考虑效率和回报率，现在更重视安全和弹性。我国的优势在于大市场，制造业完整规模大，高端制造业有了领先产业，但是产业链细分领域还是有很大隐患。半导体是一个例子。还有原材料，例如光伏产业很强，但光伏产业上游，锂钴镍都靠进口，锂是澳大利亚和拉美，钴是刚果金，镍是印尼，去年美国成立了半导体联盟，就包含了上述国家的企业。关于印太经济框架，其中的数字经济规则和弹性供应链，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美国正在建立供应链监控体系，确保关键材料和技术可追溯、可控。美国可能突破传统经贸协定的限制，使用扭曲手段调整供应链。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做《如何认识中国面临的挑战——基于外交史和改革开放史的思考》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中国与世界已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开始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并提出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中国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外交明确了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和平环境。邓小平的判断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多方面的。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程若以2012年为标志，可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前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前形成和积累的，要解决的主要是经济转轨和高速发展问题；后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经济起飞后出现的，要着重解决的是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两大段面临的问题起源不同，应对的思路也不会一样。应对当前国内面临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从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要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环境资源、人口老龄化等，以及利益多元化下如何凝聚共识。
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时期。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对中国来说，这一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只是由于海湾战争、911、美伊战争等事件而被延缓。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体量巨大。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仅用40多年就进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带给现存国际秩序、资源、市场和环境的冲击也是空前的。在中国之后，还会有像印度这样的大国跟进。这种冲击我们感受不直接，但外部世界感受强烈。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需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仅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以全球眼光看中国，这样才能处理好中外之间出现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变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而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把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目前，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压；但要看到，中美博弈双方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上，美国要维护其霸权，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使双方关系仍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不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这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已酝酿了十年，绝不会轻易改变。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我方的策略应是缠斗，并争取可能的合作，以防止全面脱钩。在高科技领域，竞争已势在必行。中美博弈的结果将取决于两国各自的国内发展和争取其他各方的能力。
俄乌战争受多种因素制约，前景尚难预测。但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俄乌战争需要有中国视角，不能被西方或俄国的观点左右。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中国把奉行睦邻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俄罗斯则习惯于在周边建立由自己控制的缓冲带。事实上，俄罗斯是欧洲战略纵深最大的国家。冷战时代，除了针对华约的北约集团，还有一个针对中国的东南亚联盟，但后者早已自行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不搞扩张。两种不同的思维导致了不同的战略后果。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应兼顾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我国一贯奉行的外交政策原则和国际道义这三者的平衡。中俄两国的战略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同国际体系的联系要比俄罗斯广泛和密切得多。应避免别有用心的国际势力将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使中国的形象俄罗斯化。
应对现已面临的挑战，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大多数人可享有的现代化，这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大贡献。同时，要冷静观察世界格局的走向，保持战略耐心，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之间的平衡，学会换位思考，以利用各种矛盾，争取和团结多数。以往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第一，世界只有一个，试图搞两个体系没有前途，中国正是率先跳出冷战格局才实现发展。第二，面对外部压力，要有多手细致的准备，顶住压力，适度反应，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恶性循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主义，避免自负的民族主义，不卑不亢地与世界各国交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做《反思全球化》的主旨演讲。他的基本判断是，传统全球化需要有全球分工，有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载体，技术进步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的制度保障，俄乌冲突后老的全球化将不再有。全球化可以分为6个阶段，分别是白银资本、百年和平、二战后美苏对立半球化、大稳定、大危机开端的调整时期、俄乌冲突开始的新阶段。“白银资本”时代是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为主导，主要是“互通有无”的基本格局，国际分工以水平分工为主，贵金属是流通货币，白银为主。“百年和平”（1815-1939），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全面意义的全球化。资本跟随商品在世界各地落户。全球化的浪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中断了几年，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国。资本流动除了追求利润，也开始追求安全，避险地出现。“半球化”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1945-1991），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开始了冷战序幕直到苏联解体。卢布区的崩溃和亚洲经济体以美元为锚，支撑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另外，石油美元也因海湾战争而出现，支撑美元。“大稳定时期”，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苏东集团解体，全球产业链重组，演变为产品内贸易。新的分工体系形成之后，就从“国际化”演变到“全球化”，国界概念被打破了，全球化正式形成。新矛盾积累和“去全球化”，全球化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后果，调整旧模式势在必行。发达经济体寻求分摊全球化公共品的成本，寻求新的均衡，新兴经济体需要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
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化改变，全球治理格局迅速变化，瑞士、芬兰迅速加入NATO，德日加强军备，英国同波兰等6国公布《基辅公告》，组成“小北约”，美国东盟峰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月23日印太经济框架。未来，经济并非第一位的，价值观的认同、国家安全的考虑和文明冲突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今后的发展是什么？将又是一个集团化的时期，一边的集团已经明确，另外的集团不明确，但对于中国来说是明确的，就是不能绑定在另一个集团，才能为我们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方向方面，一强多币，更大范围的央行间互换网络，沿供应链重塑国际货币制度是重要趋势，需要沿产业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货币的竞争与合作。
第一个专题讨论“金融科技治理：如何把握监管与创新的度”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执行理事乔伊德主持。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纬做《关于当前国际金融新变局的思考》的演讲，就当前国际金融周期调整、格局演进谈了几点思考：第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攀升，欧洲能源缺口使绿色转型之路道阻且长。第二，货币政策步入紧缩周期，全球流动性加速退潮。第三，国际货币格局加速演进，数字化助推全球支付体系革命。第四，新兴市场主权债务面临空前压力，警惕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传染。第五，全球股市步入周期性调整，警惕资产价格变动对市场带来的冲击。当前，地缘风险再起，国际格局加速演进，金融政策周期调整，国际市场震荡加剧。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优势，践行担当，在变局中抓住机遇、抵御风险，全力支持实体经济稳妥应对市场调整、格局变迁，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贡献力量。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员执行院长、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黄仁伟做《俄乌战争与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演讲。俄乌战争暴露了西方经济的软肋，一是供应链领域的缺陷，二是滞涨风险，三是自身分歧将持续发酵。金砖国家正在扩容。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就是俄乌战争本身，中欧通道出现了中断的可能，中东欧国家发生了分裂，东盟还有其他地区的一带一路要和美国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战争竞争，一带一路要有思想准备要做一个大调整。美国用地缘经济补充地缘政治，这个趋向最近半年特别明显，我们要保持全球化环境有很大的难度，全球化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全球化更不是二十年前的全球化，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托住老的全球化，同时推进新的全球化。俄乌冲突以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我们意料之外地加快了速度。科技领域，美国进一步通过它的竞争法全面地压制高技术向中国流动，同时最重要的是需要和发达国家联手建立高技术联盟，中国的高技术领域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冷战和高技术的人才战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做《如何增加中小企业贷款》的演讲。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创新驱动增长，金融体系能否支持创新是关键。中小企业创新贡献占比很高，因而关注中小企业融资，不再是普惠金融公平问题，而是事关增长。过去两年中小企业融资改善显著。2020和2021两年，经济受冲击影响不强劲，但中小企业贷款增30%和25%，总占比达到65%。过去两年的民企融资有很显著的改善。2021年民企资产负债率略超国企资产负债率。这里面有三股因素：一是央行精准滴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发挥一定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流动性给到银行最后还是银行决定的，且规模占比不高，起到一定杠杆作用；二是行政性监管要求，必须要做到相当比例的贷款，否则需要问责，这个是最有效的做法，结果是大型商业银行增加了对中小企业贷款，政策性因素超过了商业性因素；三是互联网银行的作用，这个是商业化的行为，金融科技的创新是实实在在的。未来在中小企业贷款领域应更好发挥数字创新作用：一是大数据增信，更好地为银行信贷发挥作用，；二是互联网贷款还需解决共振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三是除了传统科技公司的大数据，还有许多数据可以使用，包括公共部门的数据，这些信息都已经存在，可以建立新的平台做信用风险评估；四是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长期机制。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学术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熊伟做《大型科技公司放贷模式》的演讲。通过对网上银行和某银行联合贷款的研究，分析大型科技贷款的放贷模式。相比较传统银行的线下和线上贷款，大科技贷款借款人年龄小、女性更多、教育程度更高、农村借款人比例更高，首贷率更高，在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更低。大科技贷款信用额度低，利率高，其高违约率主要集中在首次贷款，在控制了首贷记录之后，大科技贷款并没有更高的违约率，有一半的贷款在合约期限的28%时就已还清。疫情没有影响大科技贷款的房贷趋势和利率，疫情后的违约率相对于其他两类贷款的上升幅度较低，表现相对稳定。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擎做《金融科技风险与监管》的演讲。金融科技对传统的金融业运营模式和金融市场产生革命性影响，但也存在风险：一是信用风险，数字信用体系无法提供类似于担保机制的可信威胁，缺乏对危机时期的有效评估，趋同信用体系也会带来金融系统脆弱性，数据作用也存在问题；二是市场风险，同质方法和市场信息垄断易带来风险叠加；三是流动性风险，长尾客户对流动性需求更高；四是系统性风险，加强了金融体系顺周期性；五是监管风险，形成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对金融安全形成挑战，金融和技术边界模糊，穿透式监管难度上升；六是宏观稳定风险，削弱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不利于信贷政策功能发挥。目前对金融科技监管有三类：沙盒监管、探索性监管（针对网络小贷）、严格监管（针对虚拟资产交易）。后期应加强监管科技、坚持功能监管、加强透明度监管、加强协调监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做《理解金融科技伦理与治理》的演讲。金融科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也存在问题，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消亡”，大型平台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带来复杂风险因素，因而金融科技治理很重要。金融治理的目标是使金融功能更健全、金融体系更稳健、金融绩效更理想，重点应侧重于供给侧（技术、机构、人才）、需求侧（客户）、制度与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强调金融科技伦理，它是科技伦理和金融伦理的结合，更为复杂，可以从七个维度开展建设，包括：技术伦理、机构伦理、人才伦理、客户伦理、数据伦理、监管伦理和制度伦理。
绿地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耿靖做《运用ESG完善监管，推动金融科技向善》的演讲。第一，需要关注数字经济的两面性，数字经济本身促进了经济发展的低碳化，但数字经济自身的发展存在高碳因素和电子垃圾，存在贪大求全冒进现象，不容忽视。第二，守护数据安全和隐私。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资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数据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保障，应运用ESG标准评价企业在数据安全领域是否符合标准。第三，规范算法推荐机制，避免算法不当应用。运用ESG补齐制度短板，更有力推进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个主题讨论“俄乌战争与2035/2050地缘政治变化”由中国裁军与军控协会副会长、少将郝叶力主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周弘做《俄乌战争加快还是迟滞欧洲转型》的演讲。欧洲正在经历世纪挑战：国际地位下降、希望但无法进行大国博弈、内部力量面临分化、战略焦虑上升，欧美、欧俄、欧中关系都没有调整好。欧洲正在经历世纪转型，欧洲要在新的变局中坚持基本价值和制度，同时还要转型和提升。欧洲总体实力不错，但是缺乏整合自身的力量。欧洲的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技术、机制、财政、金融、外交等领域。2008年以来向欧盟层面转移权力，推动新经济，创造新就业。发展绿色转型，是其优势也是其竞争力提升的抓手，在技术方面有先发优势，从欧盟层面带动绿色转型。政治转型方面，政治目标的调整包括：差异性一体化，对于成员国层面极化政治发展采取容忍态度，缓慢去政府功能。欧洲联盟最大的实力是经济实力，但却实施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收缩制度，对于关键产业链和战略型企业回迁的鼓励措施，固化已有边界，滥用制裁，以欧盟名义参与多层面的国际安排。俄乌对欧洲转型的影响：大张旗鼓的自主转型暂停，政治站队成为首要任务，倒向美国寻求安全成为必然选择；经济再度下行，完成转型目标非常困难；制裁的副作用反噬，欧洲能源危机；增加欧洲的危机感、战略焦虑，激化内部分化。目前核心问题是外交，外交是死结。欧洲认为当前重要是防务，防务是无解的；外交差异很大，但外交需要妥协，要看站在哪一方，欧洲如果站在美国这边，那么战争必然要升级。问题是欧洲是否做好了长期战争准备，大概率是没有，这是和平契机所在，关键是谁能拿出清晰的解决方案。时代呼唤欧洲出现大外交家、大战略家，才能自救，从而恢复欧洲的转型进程。欧洲精英和民众都要反思。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心伯发表《俄乌冲突与欧亚地缘政治走势》的演讲。第一，俄乌冲突会带来欧洲安全结构的再平衡，冷战结束后，北约成为区域安全的唯一架构，美借北约不断东扩，俄乌战争后，区域安全结构中俄罗斯的分量必然要再平衡；第二，跨太平洋关系的重构，俄乌冲突迫使欧洲承担更大的安全责任，长远而言，将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有利于俄欧安全谅解的达成，重新审视同美国的安全关系；第三，北约加大了对亚太和印太的关注，东扩不行转为亚扩，但是欧洲的这种表态是对美要求的回应，姿态大于内容；第四，美国升级在亚太影响力，尤其要重视美日澳同盟，以台海为焦点，强化军事行动为基础的协调；第五，台海正在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焦点，台海较量的结果将大于俄乌冲突；第六，中俄加强合作以应对美国和它同盟体系的压力，俄罗斯在欧洲地位的改善，则其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会上升。第七，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重组刚刚开始，十年之后的格局才会更加清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关贵海发表《俄罗斯地缘战略的未来》的演讲。东西向，俄罗斯死磕欧洲是确定的，不能对俄罗斯有过高的期盼，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俄罗斯会靠向东边。南北向，是把中国推向南方，在南海、台海、印度等区域疲于纠缠，让俄罗斯获得更多空间。俄罗斯当前所为，已经变相把中国捆在了俄罗斯的战车上，这是值得警惕的。中国的做法是通过提升经济实力，让经济影响力惠及全球，而俄罗斯自始至终就没有这个想法，如果俄罗斯能够成功，对于世界并不是好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研究员发表《俄乌冲突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的演讲。拜登作为建制派政府非常在意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至今没有公布，原因和俄乌冲突有着相当大的相关性，因为这场冷战结束后欧洲方向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美国战略界有关战略重心和资源摆布的争论，美国目前有三种相互竞争观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应继续聚焦中国，将中俄绑定在一起加以应对，以及利用这次俄乌冲突消弱俄罗斯甚至解决俄罗斯问题。目前在美国全球战略展开的过程中这三种观点都有所体现，并没有达成一致。当下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的内在张力在不断扩大，资源摆布的困境在加大，这对中国或许意味着机会。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仲平发表《如何看俄乌冲突的性质以及影响》的演讲。俄乌冲突的性质讨论不多，公开讨论往往是单一化的，实质更复杂，西方认为是入侵，加速了西方双扩（欧盟和北约）的态势。2014年乌克兰加入欧盟联系国协定起，这场冲突演变成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冷战结束了，俄罗斯和西方之争在乌克兰显现。苏联解体倒下后后遗症间歇性发作，有可能演变成长期冲突。影响：俄罗斯被西方孤立了，而且这种孤立可能是长期的，欧洲本来是和俄罗斯互相依赖的，这种模式被冲突终结了；欧洲重返冷战，铁幕没有降在柏林，而是降在了乌克兰，要防止其变成大国阵营式的对抗，中欧如果共同发力，是有可能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的；欧美关系出现较大的变化，北约被重新激活并恢复活力，对中国、中欧关系是重要挑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边疆所所长、研究员邢广程发表《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新的战略考量》的演讲。分享俄罗斯格拉季耶夫写的一本书，为什么西方一直存在仇俄反俄情节？为什么英美始终能避免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争？为什么拿破仑要进攻英国，却能被引到俄国？两个解释：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出现问题，英国的狡诈和欺骗。如果这个成立，那怎么能避免美国现在对俄罗斯的欺骗？俄罗斯需要在平衡上下功夫，避免成为他国的外围。普京没有疯，在当今俄罗斯世界普京不是最疯狂的，普京的拥护率还有大幅度的提升。俄罗斯的几条线：一是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的最大遗震，2008年俄格战争，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这是第三次，苏联解体没有结束，反而是刚刚开始，俄罗斯想要统一旧山河的思路刚刚开始，俄罗斯向乌克兰算总账。二是俄罗斯不接受冷战失败者的现状，俄罗斯要统一西方旧山河的阻碍是西方，西方不能染指，普京有一种使命感和负罪感，后者来自于亲信西方的欺骗，北约的五次东扩有四次发生在普京执政期间。三是美国对乌克兰军队做了很细致的改造，具有西化的基础，这是俄罗斯所不能容忍的，斯拉夫的老根在乌克兰，这成了俄罗斯焦虑的根源。俄罗斯的逻辑是统一的逻辑，这是俄罗斯的宿命。问题：是什么改变了普京，俄罗斯又要怎么做，才能得到西方的接纳？这是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赵可金认为俄乌冲突不改变原有地缘政治格局，还是以中美二元战略竞争为主导。但俄乌冲突会加速这一战略竞争的演进。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在东，而由欧洲国家顶住西边，欧洲的战略自主性被显著削弱。普京想要带节奏，提出大国地位不由经济和科技决定，要看核武器等武力实力。俄乌冲突希望引导将国家竞争重点向安全倾斜。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也很难维持大国地位，难以改变国际竞争主流。在对待俄乌冲突上，我们要增强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需要处理好，相对平衡是最重要的。
央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发表《破解西方对我经济围堵的斗争任重道远》的演讲。他列举了美等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围堵的表现，包括对我境外投资污名化，拉帮结伙对冲我国对外经济影响，打造印太经济框架，推动产业链大规模转移等。于洪君表示，美国为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拉拢更多国家对华脱钩，打造旨在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和半导体联盟，我在尖端科技领域面临卡脖子的新压力。对此，我要认清大势，因势利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既要有极大的战略定力，又要有足够的智慧技巧；既要继续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要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联动发展高质量运行；既要大力开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又要努力化解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找到更多的与外部世界广泛互动的合作交汇点。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发表《北约全球扩张对世界安全格局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演讲。第一、多维探析俄乌战争影响，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本意是阻止北约东扩，未曾想到激发北约成功北扩，芬兰和瑞典放弃中立快速加入北约；北约国家急剧扩军并准备将快速反应部队增加到30万人，极大改变欧洲安全格局，表明了全球安全体系演变的复杂多变风险性。第二，高度警惕北约全球扩张，美国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的最大收获是成功地将欧洲国家在安全危机上团结起来，并将安全同盟扩大化。美国全力推动北约进入亚洲，举措频繁，得到个别亚洲国家内应，打造亚洲版北约，有可能构成对于中国最大的安全挑战。主要影响包括：将部署在我国周边依托于国家间关系建立的数百军事基地变成了遏华军事包围体系，突围难度大；有可能将激活或强化一些亚洲国家的反华勇气，一些忌惮中国的亚洲国家将向前一步，成为美国和北约在亚洲的内应。第三，坚决遏制北约入亚，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问题要“一国一策”，一事一策，差异化处置，防范动态风险复杂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和强化国家和国际安全政策，探讨形成反对北约全球扩张的全球性国际正义同盟。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唐永胜发表《世界变局与乌克兰冲突》的演讲。乌克兰冲突发展至今，规模基本限制在乌克兰境内，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缘范围，构成了全球政治的一个重大事变。乌克兰冲突的影响被本来就深度展开的世界变局明显放大了。今天的世界变局属于体系之变、性质之变和结构之变，影响全球政治进程的要素显著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凸显，乌克兰冲突映射出欧洲复杂的地缘关系，相关力量的应对也多有败笔，反映的是“动荡年代的战略不安全感”。其中欧盟出现了某种战略迷失，背离了战略自主，欧洲的利益就会受到更严重冲击，如果只能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所牵引，有效的战略就无从谈起，甚至可能又重新回到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困局。而世界已经变了，多维的世界需要超越传统的战略思维。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教授发表题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舆论战特点分析及启示》的演讲。信息战和舆论战俨然已成为现代战争“标配”,美西方虽未直接参与俄乌冲突相关军事行动，但却利用信息科技和国际话语优势，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占据了舆论高地。段鹏教授将美国舆论制造所呈特点做以下归纳：其一是通过媒体故事预热加剧国际矛盾，其二是形成故事导向以分化舆论派别，其三是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垄断故事渠道，其四是以民主人权框架强化自身正义形象，其五是依靠西方媒体阵营形成压倒性国际舆论，最后是以对立式二元思维促使他国站明立场。纵览当前国际传播场域，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多种传播主体于其间均发挥着自身作用，塑造了空前复杂的国际传播景观。反躬自省，未来我国国际传播工作应当在根源上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抵御境外网络攻击，跳出西方媒体设定的二元对立框架，主动参与国际舆论的议题设置，呈现多元和真实的中国声音。
第三个主题讨论“国际金融变局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主任、研究员、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高海红主持。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王永利发表《海外储备资产可能被冻结的风险与对策》的演讲。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冻结约3000亿外汇储备资产，这是所有制裁手段里面最值得关注的，西方国家曾对此制裁手段寄予厚望，但目前来看目标未达到，但引发了对全球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的担忧。换言之，美国是否会冻结我海外储备资产？是否需要压缩我们的外汇储备？将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压缩一半？怎么压缩？不仅压缩，还要防范新增，实施出口人民币结算令？我的回答是，需要慎之又慎，不能出现方向性错误。首先，需要客观冷静地认识俄罗斯的应对成效。在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已经开始大规模去美元化进程，西方制裁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俄罗斯的制裁应对短期有效，可持续性不行，一旦西方国家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博弈筹码就将不在。不赞同压缩外汇储备有以下几个理由：其一，从历史来看，央行的外汇储备减少容易，要增加是非常难的，不能随意消耗。其二，短期压缩储备很难，1万亿美债的抛售有没有人接，换回来的还是外汇，风险也没有解决，黄金的交易量很小，很难买，黄金储备是不是可以？黄金储备需要存储在特定的清算所，如果搬回国内，就几乎失去了国际清算职能，要想再像过去那样实现本位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购买大宗商品，怎么存储也成问题。其三，将储备转变成投资，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不能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益视为我们的负债，认为是亏本的，因为这里的好处，是改革开放，是国内改革进程的加快，不能简单比较。其四，基于处置资产的担忧是美西方会迅速和中国脱钩，这在短期不能发生，抛售资产意味着我们主动脱钩，恶化中美关系。我认为，世界剧烈变化，机遇在我们这端。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国际金融30人论坛学术委员陈志武指出，中国对外开放还要继续，脱钩不是我们的选择，需要进一步地开放，避免落入陷阱。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国是否可以和国际脱钩？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哪个行业在国外融资更容易，就更容易繁荣。之所以近些年国内创投公司发达，是因为大家看到后续在香港、美国上市的机遇。中国的创业创新对国际资本市场依赖那么强，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可能和自身的制度建设、金融市场深度还是相关的。因此，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不能就想到脱钩，尤其是不能主动脱钩。因为脱钩之后的日子肯定不是我们所想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茉楠研究员发表了《美西方对俄金融制裁如何影响未来的全球金融格局》的演讲。金融制裁是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最广泛使用的制裁方式，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反金融制裁盾牌，包括建立SPFS和米尔支付系统，打造“金砖支付”系统，将大量的油气收入转化至战略储备资金，将金融资产“去离岸化”，在境内建立离岸金融中心，以遏制金融制裁的威慑力，实施卢布结算令，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和贸易结算体系。金融制裁将引发国家金融秩序调整与重构：改变全球金融规则的基本逻辑和制度基础，SWIFT公信力削弱推动国际支付结算多元化发展，国际资本流向和全球债权债务结构将更趋分散，国际储备货币“去美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30人论坛执行理事乔伊德发表了《金融制裁的多层次应对》。可以从三个层次讨论：一是如果金融制裁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应对金融制裁短期有效，但是长期怎么办，并不好说，中央银行的角色不应该被神化，只是做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已。二是如果金融制裁没有发生，如何降低制裁的成本。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做大做强金融保险公司，谨慎尝试金砖跨境支付，要以人民币为主，不能被俄罗斯捆绑。三是要努力使金融制裁不发生。保持战略定力，要有明确的是非观，没有是非观是走不远的。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吴卫星发表《金融市场的分割：收益与代价》的演讲。融入资本市场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独立性，日本是唯一以平等条件进入19世纪世界市场的非西方国家。全球范围的股票市场分布情况来看，美国资本市场占全球比重达到60%，过去十余年不降反升，中国银行市场占比更大。美国不断扩张，纽交所扩张，扩大了资本市场的控制权，同时在基准利率方面也开展竞争。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独立自主发展市场，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市场治理体系，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并预防极端变化。
中国工商银行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暨气候风险工作组首席专家刘瑞霞发表《全球气候风险新趋势》的演讲。全球气温上升2度将是全球不可承受的，近年来气候变化引发的损失显著增加。气候风险将到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总编辑、国际金融30人论坛成员肖耿发表《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通胀失控》的演讲。应对美国通胀失控：一是要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风险，海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可能上升；二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某种程度来说，港币已经成为离岸人民币的一种形式，港币在极端情形下可考虑和人民币挂钩；三是香港可以作为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全球通胀与衰退风险及应对》的演讲。美国出现四十年未有的通胀，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对于通胀的误判，以及反应的迟滞。我们认为本轮通胀将是长期的，将持续三年以上。我们预测到今年年底美国通胀还是会回落，但是要回到2%的目标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加息只能紧缩需求，不能改变供给冲击。即便在货币方面，利用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指标，回到2019年以前的价格水平还需要三年时间，今年只能回落到5%左右。中国应该从经济增长动力上做好自己的事情，保留自己的优势，同时完成投资向消费的转换，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金融30人论坛副秘书长杨盼盼发表《俄罗斯反制政策梳理及中国应急框架设计的借鉴》的演讲。对俄罗斯反制政策梳理和借鉴首先需要明确制裁的应急政策目标，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避免经济崩盘、保障社会稳定。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的情况来看，应急政策总体有效，但长期影响尚难以判定。因此，应急框架设计目标也是要保障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构建包含金融反制裁政策、贸易反制裁政策和其他领域反制裁政策的应急工具箱。但仍需强调的是，在中美博弈之中，应对政策无论准备如何精良、考虑多么全面，它仍属于下策，避免全面制裁、避免整体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仍是俄乌冲突给中国的最大启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认为制裁谈得比较多的是宏观层面制裁，需要特别关注制裁的目标是什么。主要有五类目标，包括：迫使改变目标，颠覆——罢免目标国领导人或改变政权，警示，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获得国内政治收益。需要进一步区分目标，才能更好地理解制裁的主要动机。在国际研究中，相当多的部分是制裁的微观层面，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制裁的效果和制裁目标，制裁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得失，主要结论是制裁几乎没有效果。这一结论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